从这一问题本身来看,根据笔者在美国学习的体会,即便是所谓的美国“知华派”,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也摆脱不了西方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所以“沈大伟们”得出类似的“奇谈怪论”丝毫不会让人奇怪。但这篇文章在什么样的时间,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却颇有讲究。

笔者在本文中想主要阐述三点内容:一、沈大伟是目前美国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但他从来都不是所谓的“亲华派”;二、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崛起、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在美国的知识精英阶层,批评中国正在成为某种新的趋势;三、随着中美关系在各个层面的竞争成为一种“新常态”,我们更应当牢牢把握住那些“知华派”。

早在今年3月初,沈大伟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演讲上,就中国外交问题公开发表意见,批评中国“奋发有为”的外交新政其实是“找不准定位,四面出击”,并认为中国不是美国在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好伙伴。这样的论断可以被看作是后来给中国“占卜”的前奏,但事实上沈大伟的相关结论早在其2013年出版的著作《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中就已经阐述的非常明确。这本书因被《经济学人》、《外交》以及彭博社评为年度最佳书籍而名声大噪。

而国内许多人往往只看一眼大标题,就以为沈大伟又在帮中国造势。孰不知这本书的重点在 “不完全大国”这个副标题上。而从写书到出版的这几年,沈大伟对中国的观点始终是批评的意见比较多。

为什么国内会有很多人给沈大伟贴上“温和派”的标签,同时又评选其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2号人物”呢?除了沈大伟个人早年来中国留学的经历外,还有其2008年出版的代表作《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ion)的影响。尽管有些国内学者对这本书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对一个美国学者来说,要尽可能客观、真实的去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本身已经很有挑战,沈大伟做到了且比他的美国同行都做的出色。

这一方面得益于其深厚的积累,即长期从事世界范围内的共产党比较研究。另一方面,沈大伟在中国国内的关系网也特别丰富。除了学术科研机构,沈大伟与国内的党政部门都交往密切,几乎每隔几个月就要来中国考察。这些密切的交流不仅丰富了沈大伟的研究素材,而且也使其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反过来又吸引国内更多的相关机构与沈大伟建立联系。

沈大伟2008年的著作被许多西方学者看作是为中国共产党“唱赞歌”。若仔细读一读不难发现,整本书都流露出沈大伟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制和领导力的钦佩。但许多人又忽视了这本书的另一大主旨,即强调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和不断改革的脚步不能停止。

沈大伟认为,所有积极的(政治)改革在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后嘎然而止。许多改革不仅停滞而且还出现“倒退”。沈大伟也从2010年起“逆转”了其观点,直到最近大胆预测“中国崩溃”。

而最近关于“中国崩溃”的几大论据早在去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发表的“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一文中已有清晰论述。如果仔细阅读过这些文章就不难发现沈大伟从来就不是所谓的“亲华派”。笔者之所以如此肯定,也是因为沈大伟历年的著述与他在课堂的讲授和教学都如出一辙。“中国共产党还能执政多久”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他每学期中国政治课程的期中考题之一。

如果说这次的“中国崩溃论”就是沈大伟平时的所思所想和学术研究的产物,那么为什么会在最近突然被“引爆”?其中是否有幕后推手在暗中操作?笔者认为,这次“引爆”恰恰反映了美国国内知识精英正在形成某种极其负面的对华态度。

最近,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连续发出了三篇文章警告中国可能崩溃,甚至提醒美国应该为可能发生的动荡而做好充分准备。刊发沈大伟这篇文章的《华尔街日报》也早已是窥探中国政治、发动舆论攻势的行家里手。

除沈大伟,近几年美国其他一些比较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如裴敏欣、李成、狄耿蒲(Bruce Dickson)等都通过撰文或是公开演讲的方式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批评。

裴敏欣在最近一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直接指出,尽管尚不能说美国的知识精英已经形成了某种“反华”共识,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加入这一阵营。相反,在奥巴马第一次上台前后主张对华采取“温和战略”的那批学者和官员早已“销声匿迹,难觅踪影”。

至于这一变化是否有幕后推手,单从沈大伟这次的文章来说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美国国内推崇自由民主制度的所有官方和非官方组织(比如民主党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等)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都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只不过当中国的内政外交表现的更加“温和”或是“迁就”美国时,这些机构或是个人更愿意相信中国最终将和平过渡到接近美国的制度模式。

而近年来,中国国内的腐败与反腐败强度之大、范围之广,而国际上又不断建立新的组织和机制,公开与美国竞争,使得这些美国精英幻想破灭。沈大伟们发现,中国不仅没有转向美国,反而是选择了另一条“中国模式”的道路,这恐怕是美国的精英们所不能接受的。

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加强,中美竞争成为“新常态”,如何应对沈大伟们的唱衰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首先应当确保与美国的知识精英以及相关机构的交流通畅,而不能因噎废食,禁止或是断绝来往。

若沈大伟指出的部分问题有其合理性,那我们应当抓住机遇深化改革;若沈大伟的论述全都是谬误,那更应该请他继续来中国进行考察,把我们的发展模式和改革成果更清晰的阐述给他听。这不仅体现了我们的气度和对中国模式的自信,也是我们为了尽可能争取美国的知识精英而必须付出的努力。

其次,我们应派遣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到美国,讲解和阐述中国的发展模式及改革成果。如果我们的精英能够到华盛顿的智库会议或是国会讲座上公开与美方辩论,如果我们的《中国日报》可以在美国的大城市和“大纪元时报”一样免费发行,那我们在与美国的全方位竞争中就能赢得人心。

最后,“打铁还需自身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数轮“中国崩溃论”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建设面前土崩瓦解。不仅如此,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还主动要求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而如今,面临新一轮的唱衰,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法制建设,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才能给予“崩溃论”者最为有效的反击。也只有这样,中国模式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才会更有生命力和号召力。

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 江天骄